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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文、理的融通:理科“大一国文”开场白

时间:11-09-01 17:56:02 点击:

钱理群

《方法》 1999年第3期 12-15页

1998年9月3日,在北京大学理科大一语文课上的讲演

今天,到这里来上课,相信我们师生都会有一种陌生感:这是我几十年第一次给理科的大学生讲中国文学;诸位大概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一进北大,最早接触的老师竟会是中文系的教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今天是一次特殊的相遇。
 其实,北大的历史上早就呼唤过,并且已经有过这样的相遇了。早在本世纪初,蔡元培老校长在着手中国教育的改造时,就把高等教育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实用型的专门人才的,他称之为“专科”;而他所强调的“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一方面要“研究高深之学问”,同时要“养成健全的人格”,注重对“人”的精神的陶冶,理想(信念、信仰)的建立“人”的潜在创造力的开掘与发挥。因此,他提出大学必须“偏重文、理两科”,并且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后来,蔡元培主持北大的改革,第一步就是以文理两科作为北大的基础。而在文理两科的关系中,他又张“融通文理”。最近,我读到了北大孙小礼教授的一篇文章,对蔡先生的这一思想作了很好的阐释。据孙教授介绍,蔡校长在很多场合都提出要破除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他指出,“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谈”,“理科学生因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在蔡校长看来,有些学科甚至是“不能以文、理分”的,“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心理学,素隶属于哲学,而应用物理、生理的仪器及方法”。他的结论是:文理两科之间,“彼此交错之处甚多”,“故建议沟通文、理,合为一科”。

正是在蔡校长的倡导下,1919年北大实行“废科设系”,将分属文理两科的十四个专业,列为十四个系,并以数学为第一系。蔡校长解释说:“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及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治纯粹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所以各系次序,列数学为第一系。”学校同时规定,本科的学习,必须“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之某种;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之某种”。王星拱教授当年就曾开设过兼容文理的综合性课程——“科学方法论”。讲稿后来整理成书出版,王教授在“序言”中,特别强调,文理分驰,必然使文科学生“流于空谈玄想,没有实验的精神”,理科学生“只知道片段的事实,没有综合的技能,成就些被动的机械”,而“这两种人才,都不能适应将来世界之环境”。

可以说,重视文理的沟通,已经成为那一代北大人的共识。鲁迅就曾一再地劝告年轻学子:“大可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将课内的书抱住”,“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北大教了28年的书,他也是强调读书要“杂”,进而提出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建立起“入学”知识结构:一方面,必须明确,读书求知(不管读什么书,理科还是文科)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人自己”(认识世界也是为了认识生活于其中的人);而人要认识自身,就必须从多学科的综合认识入手。周作人提了五个方面:(l)“关于个人”,应学习生理学(首先是性知识)、心理学和医学史知识;(2)“关于人类及生物应学习生物学、社会学(包括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发展史、社会学),历史;(2)“关于(人所生活的宇宙)自然现象”,要学习天文地理、化学,等等;(4)“关于科学基本”,要学习数学与哲学;(5)“关于艺术”,要学习神话学、童话学、文学、艺术及艺术史。——听起来,这个设想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个人要同时精通这么多的学问,当然不可能;但精通其中一两门,对其它学科有所涉猎,懂得一些常识,却是既可能又必要的。

知识面的拓宽.同时意昧着人的视野、胸襟、精神境界的阔大,就可以发现各类知识及其所反映出的内、外世界的万般景象的内在联系。从而达到一种“通”--是思想的“通”也是知识(学问)的“通”,这才是求知治学的高境界。
事实上,本世纪中国最早几代的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通”。文科方面,鲁迅、郭沫若都是医学出身,夏衍原来是学工程的,他们都有很高的自然科学的造诣。理工科方面,著名的人类学者裴文中的小说,曾受到鲁迅的赞扬,还选入了他所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筑学家杨钟健当年在北大读书时就发表了许多小说;植物学家蔡希陶一面在云南采集植物标本,一面写了许多有着浓厚的边地风情的小说;至于当年北大物理系的著名教授丁西林,他的一生,就在物理学与戏剧创作两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老一辈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都是有很高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的,他们有的在业余时间所写的诗词、散文,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竺可桢、梁思成、华罗庚等等。就是他们所写的学术论文、报告,文笔都是很优美的。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最近为准备这门课,翻阅了一些有关西南联大的材料,有好多回忆文章都谈到,当时最受欢迎的全校性的必修课程有两门,一门是冯友兰先生开设的伦理学,另一门就是中文系所开设的“大一国文”,包括“范文阅读” 与“作文”两个部分,共六个学分。也是自编教材,包括文言文与语体文(现代白话文)两部分--这是第一次把显示新文化运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包括现代散文、小说、戏剧与文学理论)引进大学国文教材,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范文阅读”由教授轮流上课,先后教过这门课的,有朱自清、扬振声、沈从文、王力、陈梦家、闻一多、罗常培、浦江清、罗庸等第一流的学者、作家,几乎集中了中文系的精华。应该说,西南联大所培养的许多第一流的人才,都在不同程度上通过这门课接受了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文化)传统的熏陶,这对他们的健康成长,以及以后的学术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有篇文章就曾回忆起,后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与被称为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的邓稼先,在校园东墙根的树旁,“一块念古诗,一个拿着书看,另一个在背,就像两个亲兄弟”的情景(王世堂等:《忆在西南联大时的邓稼先》)。我记得还读过一篇文章(作者、题目都忘了),谈到杨振宁的文学造诣,说他直到晚年还写过分析西方某一现代名著的文章。

我想,这对我们是应该有所启示的:一个真正的大学者,或者说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他要受到社会与知识分工的制约(现代知识的爆炸性的发展,很难出现文艺复兴时代那样的同时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的“巨人”型的学者),但同时他又在不断地努力突破分工造成的限制,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以求得自身学识、思维能力与性格的相对全面的发展。
很可惜,这样的努力,后来中断了。解放后的院系调整,在当时可能有它的必要性,但却因此改变了文、理、工、医、农合校的教育体制,过分强调专业分工,而且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琐碎,实际上是使“大学”专科化、实用化,不但削弱了大学里的人文教育,而且造成了理工科与文科学生彼此知识隔绝的状态,最终是可能导致大学自身的“目标”、存在前提的丧失的。正因为如此,这些年人们在思考中国大学教育的改革时,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文理科在大学里的基础地位、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文、理科的融通这样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并逐渐形成了某些共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大校领导及有关教务部门决定从这学期开始,在理科开设“大一国文”,先在两个班试验,条件成熟了,再推广到全校,把大一国文作为全校性的必修课,置于与政治课、外语课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每一个北大学生必读的基础课程。蔡元培先生世纪初所提出的“文理融通”的理想、断而复续,在世纪末的教育改革中,得到了新的继承与发展——至少是迈出了第一步。这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发展北大的传统自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在这堂课一开始所说的,我们--北大的文科教授与理科学生今天在这里相遇,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想,对于同学们,尤其是刚入学的一年级同学,也可以借开设这门课的机会,好好思考一下大学期间的自我设计、自我要求的问题。在座的同学大概有三种身份:作为一个大学生,首先要考虑,如何不虚度这四年的时光?作为北大的学生,似乎又多了一层思虑:该怎样继承与发扬北大的传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北大人”?而这一届的新同学还有一个特殊的境遇:你们在校的四年,正是两个世纪的历史交接时期,你们将在燕园这美丽的校园里,迎接新世纪到来的那一庄严的时刻。这意味着,你们是在20世纪末在大学校里作准备,到21世纪再到社会上去大显身手。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大学四年里,该作怎样的准备,才能适应21世纪对于人才的要求?以上从不同角度所提出的问题,都涉及到应该如何要求自己,给自己大学四年的生活预设一个目标。当然,你们是受教育者,一切活动,包括学习生活,都要服从学校的安排---这种安排(比如说我们这门课程的设置)都是体现着教育者(老师及学校各级领导)预设的培养目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同学们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我想,中学与大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中学生由于自身未成年,总体上是被动地受教育,大学生就应该有更多的独立自主性,要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更自由地设计与发展自己的个性,同时也自觉地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包括对自己作出的选择所产生的后果的承当。如何设计各自的大学目标,是应由同学们自己考虑的;这里,仅就我们这门课所涉及的一个方面,谈一些参考性的意见。我姑妄说之,同学们就姑妄听之吧。

简短点说,就是同学们到大学里来,特别是进入了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固然是为了学习专业知识技能,使自己成为合格的专业人才,以便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适应人才市场的需要,就个人与家庭而言,也是获得谋生的手段--我们不必回避这样一些所谓“世俗”的目的;鲁迅早就说过,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温饱成了问题,是谈不上发展的。但我们又不能只限制于生存、温饱问题的思虑,眼光要更大更远一些。我们所确立的大学目标,不能局限于做一个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当一名专家、学者,更要努力做一个健全发展的“人”。这就是说,不仅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更要有“人文关怀”。所谓“人文关怀”,就是要关心人之为人的精神问题,注重自我与他人的精神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思考、探索“人生目的、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思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世界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合理健全的关系”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进而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信念,以至信仰,从而为自己一辈子的“安身立命”莫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要不断地开拓自己的精神的自由空间,陶冶自己的性情,铸炼自己的人格,在发展个人爱好、兴趣中充实与发展个性,提高精神境界,开掘与发展自己的想像力、审美力、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我在这里如此强调理科的同学要有人文关怀,特别注意自我精神素质的提高与精神境界的开拓,是有针对性的:同学们进入大学就是要学习现代科学,掌握专业知识的;但不知道同学们是否考虑过,所谓“现代科学”在具有无可怀疑的价值的同时,也还存在着某些负面的因素。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精密,这就导致了学科的专业化与技术化。这种专业化、技术化的学习是完全必要的,对于一个理科的学生尤其是如此:你首先得进入专业,而且专业本身就会把你带入一个你所不熟悉的新的世界。但是如果眼光完全局限在专业范围内,发展到极端,就会把专业的、技术的世界看作是惟一的世界、世界的全部,“惟知专业而不知其他”,这就把自我的精神天地压缩在极小的空间,知识面越来越狭窄,兴趣越来越单调,生活越来越枯燥,最终导致精神的平庸化与冷漠化。这种情况也最容易产生“靠技术吃饭”的观念,把专业知识与技术“功利化”了,实际上也就是将自己(掌握了专业知识的人)工具化了。人的这种精神的狭窄化与自我的工具化,正是意味着人最终成了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的奴隶,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科学技术病”。

如果注意一下周围的现实,大概是不难发现这样的“病患者”的,近年许多关心中国教育的发展的人,都在谈论大学校园里人文精神的失落,指的也是这样的“病情”。对于今天在座的同学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也需要打“预防针”。就是说,既然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可能出现的危险,在初进大学、设定自己的目标时,就应该给自己提出双重的任务:既要“进入”自己选定的专业,认真学好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并且以精通专业技术、做本专业的第一流的专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另一面,又要“走出”来,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看到专业技术世界之外,还有更广大的人生世界,在丰富、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丰富与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追求自我心灵的超越与自由,从而确立更高层面的目标,也可以说是终极的目标:做一个健全发展的自由的“人”。我想,同学们要不虚度四年大学生活,做一个真正的北大人,并且成为合格的21世纪的人才,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能否做到既“走进专业”又“走出专业”。

——顺便再说一点,刚才我们曾说到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专业分工细密化的趋向,其实同时发展着的却是与之相反的突破专业分工的趋向,而且在下一世纪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将会越来越复杂,必然要求知识的综合化,各门学科之间的贯通。因此我们强调既“走进”又“走出”专业,这也是代表了科学技术、人类知识发展的客观要求的。讲到这里,同学们也许会更加清楚,强调“文、理学科的相融”,要求理科学生学习必要的文科课程,不仅是为了扩大知识面,更是为了“走出”专业,获得人文精神的熏陶,开拓更加广大与自由的精神空间。

现在终于说到了我们这门“大一国文”课。从表面上看,大一国文与中学语文课都样选讲课文、作文,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当然,它们确有相通的一面,但最大的区分却在于,中学语文具有某种工具性,它的主要任务是传授语文知识,提高学生使用语言工具的能力;而大一国文,尽管它也会有助于提高同学们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与写作能力,但它不是一门知识课,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文、史、哲经典的教学,进行人文教育,或者说是寓人文教育于语文教育之中:这门课程将把同学们引入我们民族古代与现代思想文化的宝库,与创造最精美的精神产品的大师巨匠,与古代最出色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与现代第一流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与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与鲁迅、周作人、老舍、曹禺、沈从文……,进行心灵的交流,精神的对话。你们将倾听:对人生万象、宇宙万物深切的关注、深透的思考;对彼岸理想美好的想像、热情的呼唤,对此岸人的生存困境的痛苦的逼视、勇敢的揭露。于是这里有高歌,有欢笑;也有哀叹与呻吟。你们将触摸:集中了人世大智大勇的高贵的头颅,融汇了人间大悲悯大欢喜大憎恨的博大情怀的颗颗大心。你们将在有声有色有思想有韵味的语言世界里留连忘返,透过美的语言你窥见的是美的心灵美的世界。这是一个燃烧的大海,你不能隔岸观火,你必定要把自己也“烧”了进去,把你的心交出来,与这些民族的以至人类的精英,一起思考、探索,共同承担生命的重与轻。就在这同哭同笑同焦虑同挣扎的过程中,你会于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变了:变得更复杂也更单纯,更聪明也更天真,你将用更热烈的心去拥抱周围的世界与一切生命,同时更以一种怀疑的眼光去批判地审视一切被神圣化的事物与观念,更严酷地批判自己……。

最后发现你自己内在的智慧、思考力、想像力、审美力、批判力、创造力被开发出来,你的精神自由而开阔了,你的心灵变得更美好了。——总之一句话,“使人及人的世界更美好”,这就是一切文学、艺术、历史与哲学的创造及其接受的最终目的,也是我们这门课程预设的最高目标。能否达到,到什么程度,则要看我们大家的努力: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同学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我是用诗一般的语言来描述我们这门课程的。我是特意如此的。
目的是要向同学们提示:应该以怎样的心态与姿态与方法去学习这门课程。首先要从中学时代已经压得你们喘不过气来的应试教育的精神重负下解放出来,以一种轻松、愉快、从容、洒脱的游戏心态来学习这门课程。要知道你们是在读一首首的诗,是为了得到精神上的解脱与享受,而不是为了考试。读书,特别是读文学的书,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甚至可以说,需要一种儿童般的好奇心,因为每一篇文学作品(假冒伪劣的当然不在内)都会给你打开一个新的天地--或者是你不熟悉的,或者在你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有新的发现与开掘。
在这个意义上,读书,读一本本、一篇篇文学作品,就是一次次的精神的探险。我希望,也是对同学们的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要怀着强烈的期待感,以至某种神秘感,走进课堂,渴望着与老师一起,闯入一个个文学的“迷宫”(或者说“新大陆”也可以),解开一个个的文学的奥秘。这样,就会由“老师要我学”变成“我要学”,由被动的学习变成主动的了。

因此,这门课的学习,是要求同学们的主观介入的。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鉴赏不能是纯客观的,冷眼旁观的,而必须是感性投入的,一定要摆脱中学语文课的“一扫清字词障碍,二分段,三分析段落大意,四归纳中心思想,五列出写作特点”这五段法的分析模式,那是会把生动活泼完整的文学生命冷静地解剖、支离的。应该保持阅读的新鲜感,不带任何先入的主见、不做任何分析地去读,抓住阅读的第一感觉与感受,以感悟为基础。要感同身受的与作品中的人物共命运,同欢乐,体察他们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颤动;特别要细细地琢磨作品的语言,品尝出语言的“味儿”来。

同时文学作品的阅读是最富创造性的,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在读者的参与中实现的。文学作品是具有极大的混沌性、模糊性,包含多重的(甚至是开掘不尽的)意义,有的意义甚至是可意会不能言传、无法明晰化的。这就是说,文学的本性决定了对它的理解、阐释必然是多元(甚至是无穷尽)的,文学经典作品更是常读常新,所以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鲁迅”以至“说不尽的阿Q”等等说法。

因此,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鉴赏给同学们的感悟力、理解力、想像力与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就像数学有“一题多解”一样,文学作品也同样可以作出多种阐释与分析。

在阅读过程中,老师会对作品作出自己的一种理解与分析;同学们通过自己的独立阅读,可以认同老师的分析,也可以对老师的分析作出某些修正与补充,更可以作出不同于老师的新解,这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正是我们所鼓励的。

总之,我们希望这门“大一国文”课能够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广阔而自由的精神空间,提供一个自由的思考与创造的机会与场所。
只要同学们开始独立的思考了,自由的创造了,不管你的思考与创造是否成熟,这门课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我们期待着这种创造性阅读与思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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